1986年，37岁的农妇晁正坤在500名信徒的拥护下，建立了“大圣王朝”，自称女皇，还立了4少男为妃。1988年10月12号一大早，村里人推开窗户一看，只见晁正坤头戴着个鎏金的龙冠，身上披着黄缎子龙袍，在一帮穿青衣服的男女簇拥下，慢悠悠地登上一座三层的红砖小楼……
1988年10月12日，山东安丘红沙沟村的清晨被一阵不合时宜的鼓乐声惊醒。
村民们揉着眼睛推开木门，只见人群中心，那女人32岁，本名晁秀芳。
但她在几天前把自己的身份证名字改成了“晁正坤”，意思是扭转乾坤。
此刻，她正努力模仿记忆里评书和电视剧中皇帝登基的派头，接受楼下五百多号人的跪拜。
山呼“万岁”的声音惊起了林间的鸟雀，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乡村，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剧。
这位“明德女皇”的龙椅，是一把刷了金漆的旧太师椅。
时间倒退几年，晁正坤还只是县面粉厂一个临时工，一个因为读过初中而在村里显得有点“文化”的农村妇女。
她聪明，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曾跟着一个赤脚医生学过些皮毛医术。
很快她发现，在缺医少药、信息闭塞的乡村，单纯的看病卖药远不如“神力”来得有吸引力。
她开始有意识地将医术与神秘主义结合。
谁家孩子夜里啼哭，她画一道符，烧成灰烬调入温水，其实里面掺了微量镇定的药物粉末。
头疼脑热的村民喝下她的“圣水”，感觉舒缓不少，那水里不过是加了盐和维生素片。
她不主动收高昂诊费，但治好了病，村民自然会把粮食、鸡蛋作为谢礼送到她家。
晁正坤的口碑像滚雪球一样在四里八乡传开，人们不再叫她“晁大夫”，而是尊称“晁仙姑”。
声望是一味危险的催化剂。
晁正坤尝到了被崇拜、被需要的甜头，她的野心随着信徒的增加而膨胀。
她从收音机和为数不多的民间戏曲里听到了武则天、西王母的故事，一个大胆到荒诞的念头在她心里扎了根。
别人能做皇帝，我为什么不能？
她开始系统性地为自己打造“神格”。
她对信徒宣称，自己并非凡人，而是玉皇大帝妹妹“三圣母”转世，下凡来拯救众生。
那些最虔诚、最有活动能力的信徒，被封为“丞相”、“将军”，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初级架构。
1988年春节，她甚至带着两个“心腹大臣”去了一趟北京，在故宫太和殿前呆呆站了两个小时。
回村后，她心中“王朝”的蓝图清晰起来——她要有自己的“宫殿”、自己的“朝廷”。
于是，那栋后来被称为“正坤宫”的三层红砖楼在村民的义务劳动下拔地而起。
材料是各家凑的旧砖木，工艺是村里泥瓦匠的手艺。
晁正坤亲自设计：主楼三层，象征“天地人”。
两厢各六间，对应“十二时辰”。
有了宫殿，就要有朝纲。
她建立了简陋的“朝会”制度，每天上午九点，所谓的“文武百官”（其实就是那些信徒骨干）会聚在楼里，汇报些“东家丢鸡、西家拌嘴”的村里琐事。
最后盖上一个惊世骇俗的“玉玺”——那是一个用萝卜精心雕刻的“受命于天”大印。
诏书则写在废旧挂历的背面。
这套过家家般的仪式，因为参与者的全情投入而显得异常肃穆。
最令人匪夷所思的，是她模仿古代皇帝设置的“后宫”。
她下旨“选秀”，对象是12至15岁面容清秀的男孩。
在一些村民畸形的攀比和敬畏心下，竟然真有十几户人家把儿子送了进来，希望得到“女皇”的青睐，为家族带来福荫。
这些男孩被换上统一的青色对襟褂，腰系红绸，有了“昭仪”、“才人”等封号。
晁正坤安排他们读书、游戏，晚上让他们睡在通铺，自己则独居二楼的“乾清宫”。
权力的幻觉让她彻底迷失。
晁正坤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做“山沟女皇”。
1989年春，她做出一个更加疯狂的决定——御驾亲征，去北京“接管紫禁城”。
她命人缝制了数百面“替天行道”的三角旗，搜集了铁锹、木棍作为“兵器”，组织了一支百余人、身穿奇装异服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开往安丘火车站。
检票员起初以为是在拍戏，笑着问，剧组包了哪节车厢。
晁正坤将旗杆往地上一顿，朗声道：“本皇御驾，速让龙车！”
审讯室里，晁正坤起初仍以“朕”自称，坚称“天命所归”。
但警察搜出的账本，却清晰记载了这一切的世俗动机。
两年多时间，她通过信徒供奉的“奉天饷”，敛财5700余元，粮食上千斤。
那本记录着十几名少年信息的“选秀名册”，更是让这场闹剧褪去了最后一丝神秘色彩。
1990年，法院以诈骗罪、非法组织社团罪判处晁正坤有期徒刑。
那栋“正坤宫”很快被拆除，砖瓦拿去砌了猪圈。
萝卜玉玺早已腐烂，纸糊的龙冠作为证物锁进了档案柜。
多年后，提前出狱的晁正坤回到早已物是人非的红沙沟村。
村口建起了现代农业大棚，年轻人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着真正的世界。
（《齐鲁晚报》1989年5月18日头版《荒唐“女皇”梦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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